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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强拆”十字架

时间:5/25/2015 7:25:28 PM 点击:

  核心提示: 2014年4月28日,位于浙江温州瓯北镇一座建造6年、耗资两千多万的基督教教堂三江教堂一天之间轰然倒塌,事发当天数以千计的教众“守候”在此试图反对当局“强拆”。然而,这仅仅是2013年起浙江当局“三改一拆”动作中最著名的一幕。日前浙江当局公布成果,众多违建教堂化为废墟,并宣称宗教建筑并非法外之...

2014年4月28日,位于浙江温州瓯北镇一座建造6年、耗资两千多万的基督教教堂三江教堂一天之间轰然倒塌,事发当天数以千计的教众“守候”在此试图反对当局“强拆”。然而,这仅仅是2013年起浙江当局“三改一拆”动作中最著名的一幕。日前浙江当局公布成果,众多违建教堂化为废墟,并宣称宗教建筑并非法外之地,世俗政权必须得到尊重。而号称世界华人最大教堂的杭州崇一堂则公开发表声明指责当局,中共与基督教关系再度紧张。这其中究竟是基督教僭越法治,还是中共越线借用政治强权打压基督教活动?

评判其中是非曲直,还得从一个平淡无奇的执法动作说起。浙江当局从2013年宣布启动“三改一拆”行动,宣布将利用三年时间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全面遏制违法建筑行为。既是如此,那么便绝非仅仅针对基督教徒的活动场所。根据公开资料,不独温州,全浙杭州、宁波、奉化等多地县均一路狂飙突进,譬如5月22日报道慈溪便拆迁了两处作坊,这似乎也印证了当局所言非虚。但是,并非针对基督教教会,并不必然能为此次动作披上完全合法合理的外衣,这其中是否暗含地方当局责任,仍需细致区分。

其一,当局是否有意借此行动顺手清理基督教影响力?这一疑问想必是包括西方世界和本地不少基督教徒的第一反应,也是外界批评中共公然践踏宗教信仰法治约定的因果逻辑。

近思录:“强拆”十字架
基督教在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

正如人们所言,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有别于世俗意识形态弹性的高度组织化、规范化的特殊意识形态。这决定了政治与宗教微妙而敏感的关系,也正是何以浙江强拆对象庞杂,唯独针对基督教设施的动作引发舆论震动的原因。在温州“强拆十字架”中,基督教人士认为这是政治打压,甚至出现公然抗命反驳的场景。但是在当局看来,宗教应该尊重世俗政权,尊重世俗政权规范社会秩序包括宗教秩序的权力。今年5月19日,《浙江日报》发文《宗教建筑也要体现法治》,便警告“宗教建筑不是化外之国,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也要体现法治要求。……作为有社会责任的宗教组织,不仅要从教义上强调信众的虔诚,也要从教理上教育信众尊重现实法治。各大宗教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都有良好的基础。佛道教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教关系中尊重世俗政权。正如基督教《圣经·新约》记载了耶稣的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于此,双方必然陷入不可调和的政治互信危机中。

坦白讲,历史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秩序平衡问题。政教合一国家姑且不提,奉有国教的政权也不消细表,即使是政治与宗教关系最为疏离的现当代国家也对宗教抱持相当谨慎态度。宗教因为高度组织化而很容易形成一种动员机制,或者“分享”社会财富削弱世俗政权的影响力,这便必然让既有的世俗政权在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同时,充满警惕甚至敌意。中国历史上规模浩大的“三武一宗”灭法便是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基础,世俗政权与佛教群体的尖锐冲突。

中共建政初期急需宗教界人士的认同和支持,对宗教界不仅划拨专款,而且礼遇有加,但更为明显的是“适应性改造”,如创建官方认定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自办宗教,废除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传统。毛泽东本人更是明确判断,“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在1957年极左泛滥后的无神论大辩论中,即便持批判宗教态度,牙含章等人也认为“政治运动不能代替无神论教育,不能消灭宗教”等观点。当然,大势不可改变。宗教被裹挟进当时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确遭遇政治权力的“强暴”。也正是在此碾压下,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而非消失,甚至正因为政治高压空气,反倒促生了它扎根民间。一旦政治空气的松动,便会“报复性活跃”。20世纪80年代随着胡耀邦时代的政治空气松动,

根据公开的资料,中国基督教近年扩展惊人。2011年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出版李凡教授一份论文引述数据,官方统计的三自爱国教会人数在 2,000 万左右,家庭教会有2,000 万。而家庭教会统计的家庭教会天主教人数有 1,000万,新教有 5,000 万到 7,000 万。所以,如果按照家庭教会的统计所占人口数量在 8,000 万 到到1亿之间。据说,有的内部统计数字还要高,可以达到 1.3 亿左右。如果按 1.3 亿算,则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而按 8,000 万算,也在 7%左右(香港占10%,台湾占 3%)。中国改革开放时,基督教的人口只有大约 200 万,而三十年后翻至 40至50 倍。目前仍在以年增长率5%的速度发展。

就目前的数字看,它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越中共党员的人数总和,更令中共“忌惮”的是它还将触角深入中共内部。这在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来说,当然会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中共必然要警惕和排斥。

不过,中共当局当然不会接受这种逻辑。取缔、打击也许是立竿见影的方法,但从合法性上看,意识形态的推销在现代文明社会从来不应该是强硬灌输。宪法保障下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共一种不可逾越的承诺,官方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和平竞争”抗衡宗教意识形态,那么必然会引起类似冲突。所以,三江教堂被拆只能是因为违建。浙江官方报纸《浙江日报》去年便称,拆除三江基督教堂属于必须采取的行政措施,目的是保证法律的公正实施。该报还指责部分当地居民“煽动部分信徒到该违法建筑物非法集聚”。

其二,当然以上仅仅是西方和部分基督徒的逻辑,如果不是,那么是否当局有粗暴执法作为呢?以三江教堂为例,此次“三改一拆”所面向的对象并非中共拒绝承认的地下教会活动,而是官方承认的隶属三自爱国会的新教教堂。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官方认定的教众也反抗中共的此次动作?为什么?

当然,这其中无法排除宗教信众当真有僭越之嫌,当真故意将执法问题复杂化、政治化,以寻求利益最大化。这在去年《金融时报》谈到此问题时曾出现类似表述。当时的文章称,中国许多较有吸引力的地下教会坚信“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即相信太平盛世终会到来)。殉难以及国家的迫害实际上让它们更加来劲;它们欢迎打压,视其为自己作出宗教牺牲的证明。这往往使得政府的镇压效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当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空气的松动,南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信仰重新从地底下涌现,于是各地清真寺出现“补偿式”暴涨。而有学者研究表明,苏联覆灭前的东正教活动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思维”主导的宽松气氛中恢复并成为一股冲击苏联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如此,中共是否在树立与宗教的“界碑”时做到秋毫无犯,不会误伤?事实上,官方认定的基督教全国两会便在温州强拆事件中表露了对中共粗暴行为的抱怨和不满。在一份2014年5月12日发布的《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中,基督教全国两会肯定当局对涉嫌违章的教堂进行拆除和整改的良好用心,呼吁教众配合、主动承担责任。但该答复也同时对“有关部门”表达了不满,对“个别地方出现因强拆而发生影响社会和谐的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类似的表述让人们怀疑个中是否完全是基督徒无视法治,招致中共的严加约束导致矛盾激化。

所以说,这究竟是一面之词的控诉,还是另有玄机,直接决定此次浙江动作性质究竟是中共突破宗教信仰自由约定,还是双方皆有逾越法治之动作,打破政治与宗教的力量平衡。假如是前者,类似冲突不仅仅在基督教世界,在中国的任何外来宗教如果未经本土化,令当局放下政治猜忌,可能永远无法消除类似的命运。

而假如是后者,那则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在5月18日至20日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恰好抛出了其处理宗教事务的“四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其含义已相当明确,其中所谓“中国化”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的必然逻辑,而所谓法治化则大抵可以回答十字架强拆事件,不过这回答是对宗教信众,也是对中共当局自己。

作者:小清新 录入:小清新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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